这一次，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垄断有望打破？

当然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毫不知情的，不过却切切实实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，那就是——携号转网。工信部和国资委发布通告，明令禁止电信企业限制老用户选择新套餐等行为，要求电信企业减少在售套餐数量，鼓励电信企业在部分地区开展“业务单价+使用折扣”阶梯定价资费试点，严禁限制老用户选择新套餐等行为。

携号转网，已经越来越近了，也被视为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新一轮的格局重塑，是推动电信运营商市场竞争的终极王牌。

首先，我们要从19年前的那个春天讲起。

2000年3月，浙江杭州出现了一出闹剧。这一年，浙江大学的107位教授联名致信政府和媒体，对电信公司的一项收费制度提出了投诉。

事件的起因很简单，这些教授认为电信局在乱收费。长期以来，有很多打通但没人接听的电话，都是响了几声之后就自己挂断的，却被电信局收了费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振铃了就收取费用。这些教授们希望，对于这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钱，电信局必须给一个明确的说法。

107位教授显然是有备而来，他们提供了厚厚一叠话费清单，在一张共有50次长途通话记录的清单上，短于30秒的通话情况共出现5次，还有一页明细单，23个电话中“超短时长话”出现了10次，这些细心的教授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测试，他们多次拨打了“振铃”但其实并未接通的长途电话，结果在电信局打印的长话明细单上都被收了费。

这相当于什么？

在当时，杭州有200多万电话用户，如果每一台电话打一次这种没有接听的长途电话，那么被收取了被收取的振铃费便达120万元，一年就是1000多万元，实际上每年遇到的这种情况显然不只是一次，电信局依靠这种概念模糊的振铃费，每年攥取大量的收入。

针对此时，杭州电信局跟12名教授代表进行了一次对话，他们的说辞比较委婉，解释道：“造成这种现象的，有可能是对方线路上有传真机、录音电话、服务器等，也可能是对方手滑，电话刚拿起就掉了，杭州电信没有任何责任。”

教授们很惊讶，他们中有计算机专家，有自动控制专家，也有通信系统专家，从技术层面上来说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有很多，但是“手滑”这种结论，很明显是在蔑视他们的智商。

与此同时，电信的另一种收费制度也遭到了质疑，根据当时电信的收费规定，消费者拨打电话，不足3分钟的都要按照3分钟来缴费，有人计算了一下，电信公司每年从这一项费用里，就能多收266亿元费用。这一数字有多大呢？贵州省会贵阳市1999年的GDP是265亿元，长沙的GDP是580亿，西安是570亿。

实际上，这一数字只是冰山一角，高昂的固话初装费、价格奇高的长途通话费……根据电信1999年的财报，实现收入2295亿元，年度增长25%！

是什么原因，让电信如此暴利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垄断。

2019年4月4日，工信部已经向三大运营商下发文件，要求三大运营商分阶段完成携号转网工作部署，确保在2019年11月30日前，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提供携号转网服务。

我们都希望，都希望通过以携号转网的方式来倒逼整个产业的改革，让三大电信运营商为了争夺客户，竖起价格战的大旗。

但是，从目前来看，在一些携号转网的试点地区，不论是转网前的资格查询、转网中的程序还是转网后的使用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“套路”，诸多问题让用户在办理过程中叫苦不迭。

与此同时，5G商用呼之欲出，联通、移动、电信都纷纷表示，已经与各大手机厂商展开合作，生产自家的5G手机，有了3G和4G合约机的先例，一系列消息无疑是给即将到来的全面携号转网政策蒙上了一层阴云。

垄断思维之下，携号转网真的能真正的让三大运营商进行市场化竞争吗？会不会继续是矮子里面挑高个？

未来的走向如何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所有人都应该明白一个事实，携号转网并不是万灵丹，它也一直不是矛盾所在，提速降费这么多年搞不下来，问题的根本也不在这里，电信运营商在压力下改革，但从始至终，从未主动给予民众真正的实惠。

我们的政府也曾经锐意改革，想要打破这一困局，从一开始分拆重组出7家电信运营商，再到将7家电信运营商合为3家，甚至是三大运营商之间互换领导层，但是如果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，恐怕我们并不能希望携号转网能带来美国那样的实惠。